“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只有热血、辛劳、汗水和眼泪贡献给大家！”这是伟大的丘吉尔在演说，挥动永远的v字型手势，激情澎湃地演说，震撼人心，蛊惑人心，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说，希特勒是被丘吉尔的一个手势，还有几篇演说打败的，这话确有几分道理。

 但是，丘吉尔却是一个公认的差生。依据我们的标准，很可能还是一个双差生。

 小学时代，丘吉尔成绩名列全校倒数第三，遭受极大的屈辱，六年级时不得不留级。在小学转校后的一次考试中，丘吉尔不但数学不及格，拉丁文更是考了惊人的零分。

 中学入学考试前，病急乱投医的丘吉尔，通过抓阄的方式，抓到了新西兰，于是，把新西兰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考试，压轴大题竟然真的就是新西兰。小狗跌进粪坑的丘吉尔，这才跌跌撞撞地考入了哈罗中学。以致后来一个大学老师嘲弄丘吉尔：“那孩子绝不可能是从哈罗中学的校门里出来的，他一定是从窗户里溜出来的。”

 晚年丘吉尔写回忆录，他这样描述自己：“我在功课方面收益甚少，我天天计算着学期的终了，何时可以逃避这令人生厌的奴隶生活而回到家里去……”

 不但学习成绩差，丘吉尔的自理能力更是一塌糊涂，把牙膏挤在牙刷上，三岁小孩都能做好的事，丘吉尔却怎么也学不像。难怪他的政敌讥讽他，除了能娴熟地点燃他的雪茄烟以外，丘吉尔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

 这些差一点也就罢了，可恶的是，丘吉尔就像搅屎棍一样，顽劣异常。有一次他站在一个桥上，准备从桥上的这棵树跳到桥旁边那棵树上。他纵身一跃，摔到地上，一下摔成脑震荡，三个月之后才下地走路，不得不在家休学了一年半。成绩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丘吉尔竟然跑到校长面前，把罪责推到老师身上，说不喜欢自己的老师，不愿意跟他学，要求调换老师；以致校长勃然大怒，对他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这就是威斯顿·丘吉尔，二战时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他两次当选英国首相，晚年又无可争议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一个差生丘吉尔的人生履历。

 但遗憾的是，差生并没有因为丘吉尔的强势介入，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著名的差生还有很多。爱因斯坦连一个小板凳也做不好，被老师不断地骂；爱迪生更是被老师开除出校；林肯也被开除，后来是后妈亲自教导才成才的。

 毫不含糊的说，差生是一个历史现象，自从有了教育，就有了差生。连大教育家孔子也骂自己的学生：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差生的出现是排名教育的必然产物。

 所以然者何？

 应试教育的考试，是选拔性的考试，既然要选拔，就必然要淘汰，根据学业成绩来淘汰。淘汰谁，当然要淘汰差生。就算你所有的学生都是优等生，都不会被淘汰；但是，就你那所学校，就你那个班级来说，还是会有差生。只要有排名，就必然会有差生出现。差生和优生都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差生未必是一个事实，但却是一种状态。

 差生是老师的隐痛。老师是身，差生就是影，差生与老师形影不离。老师是树枝，差生就是树叶，老师可以枝繁，差生必须叶茂。老师是河床，差生就是河流，不管你愿意也罢，痛恨也好，差生都固执地在河床中静静流淌，最终——黄河入海流，流入社会的洪峰巨浪之中。但是，新的差生又会唱着歌，流淌而来，生命不息，差生不止。

 一部教育的发展史，几乎就是老师和差生的斗争史，一部班级日志史，几乎就是班主任和差生围剿和反围剿的争斗史，一部血迹斑斑地考试史，差不多就是老师转差补差以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伤心史。

 既然差生的出现不可逆转，那么，我们老师如何认识差生？如何对待差生？

 第一，没有真正的“差生”，只有差异生

 没有彻底的差生，被别人贴了差生标签，不等于真的就是差生。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曾劝诫教师：“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讽中有爱迪生。”

 在应试教育下，我们相当于让乌龟和兔子赛跑。但谁都知道，兔子的速度起码要比乌龟快上100倍……如果兔子不是中途睡觉的话，乌龟就算勤奋一百倍，也绝对不是兔子的对手。

 跑不过兔子，这不是乌龟的错，更不是乌龟的耻辱。这是规则制定者的问题，是我们应试教育的测试问题。我们是以奔跑的速度来衡量乌龟和兔子，但如果换一个衡量标准呢？

 比如比一比谁的耐力更加长久？谁更具有游泳的特长？比如抗压性，比如不吃不喝能够坚持多久？这个时候，兔子还是冠军吗？

 就算是奔跑，如果我们换一个标准呢。比如穿越一条河流，或者比赛地点选定在高山之巅，从山顶上跑下来，或者是长到十年二十年的一场马拉松……这个时候，兔子还能那么轻松获胜吗？乌龟能够很轻松的穿越一条河流，很潇洒的缩进脑袋，从山顶上一滚而下，很优雅的奔跑几十年，这是乌龟的特点所在。

 所以，没有真正的“差生”，只有差异生。

 心理学家加德纳多元智能告诉我们：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的，主要是由“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八项智能组成。

 每个人的智能组成都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智能优势，也会有不同的智能劣势——譬如兔子跑得快，但乌龟耐力强；兔子能在草原上驰骋，躲过狼的追捕，但却无法渡过河流；而乌龟的壳限制了它的速度，但却帮它抵御了天敌的进攻。

 应试教育最大的毛病在于，只按一种或两种智能来教育，来选拔，来淘汰。目前我们的教育，主要以语言智能与数学逻辑智能来选拔与淘汰受教育者，忽视了其他无限丰富的优势智能的人才。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数学永远不及格的毛主席会被淘汰，拉丁文零分的丘吉尔会被埋没，而音乐家杨科则会直接被清退，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二、不能歧视“差生”，人本身就是差生。

 从哲学层面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在所有的生物中，人类是一个差生。

 博尔诺夫说：“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夸美纽斯也说：“实际上，人不受教育就不能成为一个人”。伟大的康德一针见血：“人降生于世时，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完善人性的最初努力中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指导。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

 人类学的研究更是告诉我们，人是有缺陷的生物，人生来就是差生。

 相比于动物，人的缺陷一目了然。人的生物装备相比于动物有很大弱点。动物一出生，就能跑能跳，很多动物很快就能自动觅食，自我生存。天冷了，有厚厚的毛发，遮住严寒；天热了，又能自动褪去毛发，一身清爽。有的动物还有锐爪和尖齿，既能爬树登高，防止天敌的攻击，又能啃食坚硬的食物，适应自然变换。而人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些先天的能力丧失殆尽。

 小孩总是比动物早出生一年，也就是说，当动物还处于子宫保护时，小孩就已来到人世。因此，动物一出生就有本能的成熟系统，而人类却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其为人。人纯粹是教育的产物，人对教育的需要性源于人的缺陷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是对人类的转差。

 差生是消除不了的。人生而为差生，人就是差生，如何消除差生？这是一个悖论。

 就算造化神奇，苍天有眼，最后一名变成了第一名，那么，原先的第一名就会变成第二名，第二名就会变成第三名……以此类推，新的差生又新鲜出炉——野火烧不尽，差生去又生。

 人类是差生。懂得这一点，并不羞耻。人的伟大就在于，正因为自身不完美，有缺陷，才使得人具有不断更新的优越性；对缺陷的弥补，又使得人的可塑性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为了修补人的缺陷，人不断累积可贵的传统和经验，并逐渐孕育出文化。这种文化创造，不仅弥补了自身的缺陷，也不断的创造人本身，人成了一种虽不完美却不断追求完美的生物。

 人类是差生，所以，人类不断进步。学生是差生，所以，差生不断发展。差生是我们的增长点，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三、差生是老师存在的理由，是老师的价值所在。

 尽管每个老师都忌讳差生，躲避差生，但我依然不得不说，我们离不开差生，因为我们离不开应试。

 只要应试存在一天，差生就会存在一天。差生是应试教育带给我们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礼物，一个伤心欲绝的烙印。但很难想象，没有了差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出教育的大戏还怎么能唱下去？

 差生是基础教育存在的依据所在，是基础教育教师的价值所在，是名师诞生的阶梯所在。没有了差生，我们教师转差的土壤丢失了，超级教师的金字招牌损毁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就会遭受挤压。

 得差生者得天下。

 优秀的学生，谁都会教。换句话来说，优秀的学生在谁手里都能够成才。但差生就不一样了，差生是故事所在，多样性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所在。差生就像一部希区柯克的悬念大片，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底牌是什么，谁也无法预知悬念大片的结局；但正因为无法预知，也就充满着无数的可能性。

 另外，差生还能够磨练我们的意志，锻造我们对教育的赤诚和耐心，并最终引导我们逐步登高，一览众山小。

 四、得天下“差生”而育之，不亦乐乎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固然是人生乐事。但是，英才毕竟稀缺；更重要的是，既然已是英才，教师之功无非是锦上添花，甚或是画蛇添足。唯有差生的锻造，乃是雪中送炭，救人水火，显出教育之真正价值。

 教育的美妙在于，在生命的某一个节点，教师和学生相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在时间无垠的荒野上，恰好相遇。这只能看成是一种缘分，不管和我们相遇的这个人究竟如何。我们都将携手走过这一段旅程。这段旅程不仅是学习，还有生活，还有生命。

 师生交流彼此的禀赋，交换各自的思想，丰富彼此的情感，拓展各自的认识，浮游于生命的长河之上。陶行知说：“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老师，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这就是教育的最大要义。

 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学生，重要的是在路上，现在，此刻。睁大新奇的眼睛，充满着怀疑、困惑和挑战，围绕在“问题——知识”的周围，展开一段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旅程。

 伟大事物的魅力在展开，世界的奥秘被重新发现，伴随着永远的智力挑战和思维训练，经历原初知识涌现时的惊奇与喜悦，对问题形成理解时的豁然与顿悟，实现人与知识、人与他者、人与内在的灵魂深刻共鸣。

 如果实在接受不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最安全的课堂上，实现我们崭新的因“材”施教。因学生现有的“材”施教；因学生可能成为的“材”施教；因我们教师之“材”，即我们教师的特长来施教；也因我们手中拥有的“材”施教。

 永远坚信，每个人都是三万个精子中的脱颖而出者，都是上帝的宠儿，都有自己已经被发现和尚未被发现的价值所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差生，只有位置和特长未被发现者。很多差生，恰恰是对现有模式的不适应者，而对现有模式不适应者，极有可能是天才。所有的天才，都不适应模式的束缚，从而变现得如同一个差生。

 “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只闪光的萤火虫。”这是丘吉尔的名言。在别人眼中，丘吉尔是一只丑陋的昆虫，但丘吉尔没有放弃，而是像一只腐草中的萤火虫，努力地发光。

 这个世界上，得到光明有两种方式，一是寻找光明，一是自己发光。丘吉尔选择了第二种，做一只自己发光的萤火虫。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一位差生成长为带领英国人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领袖。

 让我们记住差生丘吉尔，每一个差生，都可能是天才。差生也可以改变世界。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个惊世之问，号称钱学森之问。因为钱学森的重大影响，“钱学森之问”成为世纪之问，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

 后来，钱老又痛心疾首地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不是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吗？教育，如何才能摆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实质上钱学森之问，依然非常肤浅，依然摆脱不了一种学院式的思维模式。真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人才培养。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人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石出了问题。当我们把目标锁定为人才培养的时候，已经与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当然也与杰出人才渐行渐远了。

 一、人的教育

 教育，为什么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人的教育。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狭义的教育主体都是针对人的，要完成“人的教育”使命，必须完成对人的现代认识。

 1.人是什么

 从认识论上来说，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人本身。

 人，不是抽象理念存在的人，而是具体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

 人首先是动物，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冲动都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人还不成其为人。人的可贵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和可塑性。人是一种虽然不完美但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不断趋向完美的动物。

 人，不仅能够适应环境，而且能够改造环境。人既是本能的个体，又是精神的个体，是个体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产物，这种个人选择和自我创造就是人的可教育性，也正是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既是教育的目的，又是教育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课程，经历了课程之后，走过来的才叫做人，人就是教育本身。

 2.教育要立人

 从理论上来说，教育的要旨在于立人。

 第一个系统探讨教育立人的是鲁迅先生。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先生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

 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这种缺乏只有通过立人教育来解决。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为主体，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人作为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人格。所以先生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于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立人”工程包括两大层面：一是指向精神的，它意味着观念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精神生命的提升；二是指向生存环境的，它意味着生活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生存环境的改良。前者是对内的，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问题。后者是对外的，要解决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体系的问题。

 教育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教育对人的提升，包括内部工程和外部工程。内部工程主要是摆脱奴隶的精神状态，通过启蒙和自我觉醒直接解决。外部工程就是要摆脱奴隶的生存状态，如何摆脱？有时候需要漫长的斗争，“掀翻宴席的桌子和捣毁厨房”。

 3.建立儿童本位主张。

 从实践上来说，立人首先要建立“儿童本位”主义。

 建立“儿童本位”主义，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的自身成长出发，教育者应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来教育孩子。

 建立儿童本位主义，必须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理解孩子，别把孩子当成大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有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世界”。儿童富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喜欢活动和游戏，富有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是思想最活跃、个性最鲜明、精神最旺盛的一个鲜艳群体。

 教育如果不理解儿童，一味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腹，难免就会拔苗助长，削足适履。

 二是要指导孩子，平等相待。

 教育者始终坚持人格上是平等的，方法上是民主的，态度上是宽容的；从本质上说，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人格与人格的影响，精神和精神的互相照亮。指导孩子最忌讳两种“方法”：一是放任自流，予取予求，主张“要成人自成人”；二是以父道尊严、师道尊严，训斥打骂，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

 长辈对孩子，教师对学生，首先应该是引路人，扮演好指导者和协商者的角色；其次是同路人，和学生重新经历原初发现的喜悦，和学生一道进步，一起发展；最后还要大胆做好陌路人，敢于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去拼，去斗。一帆风顺也好，头破血流也罢，这些都是成长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真的代价，就没有真的成长。

 三是解放孩子，使之自立。

 孩子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单纯的认知体，是“独立的人”，儿童的头脑不是成人的跑马场。他们与成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和飞扬的情感。

 儿童本位的要旨在于，要“把人当人”，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意志，要让孩子“自由思索”，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尊重孩子的自由发展。没有尊重就没有教育。

 在一些思想家的启蒙运动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不少就是立人的教育。

 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却被彻底扭曲了。

 二、人才培养

 教育的扭曲来自于我们把“人的教育”简化为“人才培养”。把一种个人提升的内在发展行为，转化为外在的被动的功利行为。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也是今天教育后继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化的一些端倪：

 “今天，我们的教育受到三种拉力的影响：一是国家要培养合格公民，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人才。二是家长把教育看成是敲门砖，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望子成龙，个个都成拔尖人才。三是市场把教育作为逐利的工具。”

 通常来说，人的发展受遗传、环境、教育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教育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无论是国家希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接班人，还是家长希望孩子成才，首先都要尊重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人的个性只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但是，在这三种拉力博弈之下，再加上媒体不切实际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偏离。我们没有走上“人的发展”的教育之路，而是走上了“人才培养”的功利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路。教育从立人转向育才，这是我们教育一败再败的最大根源所在。

 在一个全民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可能不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

 以大学来说，民国时候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念就是人的教育。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大学的教育完成人的教育的最后阶段，使人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使你产生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也能够形成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最终让你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有教养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这种人的教育，是对人的提升，对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使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丰富，成为有教养的人。

 但是，我们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教育的目的就变了，变成一种人才教育。它把人当作材料，人才人才，人都变成了材料，人都变成了工具。是什么工具，是国家建设的工具，让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是国家意志对教育的作用。

 人不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工具。

 也就是说，你今天学什么，将来就让你干什么。你将来干什么，现在就让你学什么。高等教育简单化和降格为高等职业教育。

 这个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当时，我们国家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一些专业人才来建设国家。

 于是，清华大学，变成了五道口清华工学院。清华大学，当年的人文学科是非常强的，民国时代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这四位大师都在清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如日中天，无可匹敌。难怪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后来清华的人文学科划给了北大，还有很多学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一下子变成了一所专业化的大学。

 清华大学成了什么？清华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培养出了一大批普通工程师，默默无闻的扎根在各个建设的领域，但却永远培养不出大师。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震惊世界的水立方，如梦如幻，可惜它的两名主设计师为澳大利亚的约翰·保林与托比·王。

 神来之笔的鸟巢，多么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可惜它的设计者是瑞士瑞士建筑大师皮埃尔?德麦隆和赫尔佐格。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负责设计，设计师是雷姆?库哈斯和奥雷?舍林；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由法国巴黎机场公司设计，设计师为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清华大学只是敲敲边鼓。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的群体。但他们却建筑不出我们自己标志性的建筑。其实也不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身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

 清华原来的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今天，它的后半部分被砍掉了，为什么要砍掉？道理很简单，培养你做工具，当人才，甚至是当奴才，还需要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1年，江苏高考默写题“独立之精神”填写下半句，54万考生中，只有7个人正确填写出“自由之思想”，可见被阉割的不仅是清华大学的校训。一种精神的品格，一种思想的亮度，一种教育的通识从我们的世界中缺失了。

 单薄的人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学识，有才华没思想，没能力没教养。没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也没有丰富的内在世界，不懂得人的价值，不知何为人的尊严，没有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我们培养出了许多没有教养的低层次的人才。这就是“人才培养”教育带来的弊端。

 阵痛之后，不少大学已经动起来了，重新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加强通识教育，回归到人的教育，由原来功利性的，饭碗式的教育，回归到有尊严的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人的全面提升，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大学开设通识课程的基本内涵为人文社会之思索，现代公民之培育，全球一体之省思，并在课堂中形成恰当的教学模式和讨论方法；注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关注学生“省思”过程；推崇“博雅”教育，尽可能了解到人类创造的成果和精神遗产；呵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使其在具有广博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拥有关心人类命运、社会时事的人文情怀。

 学生学习通识课程，从中学习到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成为独立自主有担当有教养的现代学子。

 比如，北京大学开设了元培班，大学前几年不分专业，自由发展，等到学生真正发现自己特长和兴趣，找到自己愿意永远为之奋斗的归宿，才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因为你是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而不是被社会所裹挟。

 耶鲁大学入学时，是根本不分专业的，以某某院来称呼，但此院非彼院，这个院就是耶鲁学生住宿的院子。等到第三年，学生们自主选择专业，爱好什么选什么。他们才不管什么热门呢，只为了自己的梦想。所以，耶鲁大学最大的系是历史系。

 与这些人相比，我们也许太务实了。务实在中国绝对是一个褒义词。但在务实的指引之下，我们锱铢必较，鼠目寸光，以致忘记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教育原本就应该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上，培养起学生浩淼宽广的精神视界，远大辉煌的文化理想，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从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体验自己，丰富自己，体验到做人的快乐，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学生，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让他们与大自然建立起认识上和情感上的联系和交流。与每个人个体、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联系和交流。让学生拥有人类最丰富的精神资源。并进而树立一种最充盈的幸福和最宽广的精神自由。然后学生才能按自己的愿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一个人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的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帮助他们最切实的最完整的赋予生命意义，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责任。

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

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很长的时间，这个推论都被当作一个笑料。

然而，400年之后，也即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由30万奴隶所建造。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拐点，穿过漫漫的历史烟尘，400年前，那个叫布克的小小钟表匠，究竟凭什么否定了伟大的希罗多德？何以一眼就能洞穿金字塔是自由人建造的？

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多玛斯对布克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一定要破解这个谜团。

真相一步步被揭开：布克原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锒铛入狱。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被狱警安排制作钟表。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高压手段，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克苦苦思索。

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后来布克越狱逃跑，又过上了自由的生活。在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在布克的资料中，多玛斯发现了这么两段话：“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

正因为如此，布克才能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布克后来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与开创者。瑞士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布克的制表理念：不与那些强制工人工作或克扣工人工资的外国企业联合。他们认为那样的企业永远也造不出瑞士表。

也就是说：在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因为人的能力，惟有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

电光石火，石破天惊，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

当前，我们的教育生态，恰恰就是以束缚、控制、压制、监管为特征；以大负荷、高速度和快节奏为根本；以每节课都是最后一课，每次测验都是最后一考相要挟。我们把水灵灵的教育业，弄成了干巴巴的制造业。我们只有制造，没有教育。我们只有统一模型的产品，没有千姿百态的学生。

教育，绝不可能在恐惧中产生。

恐惧会让学生失去生命的安全感，在这种倾斜之下，学生的心灵只有小心翼翼地自我保全，没有活泼泼地主动发展。这样的制造出来的学生，他们的心灵，既不会完整，更不会幸福。最要命的是，久而久之，一种平和的，充满好奇心的教育禀赋逐渐沦丧了。世界一片黑暗。

而真的教育必须是：你的心不再被恐惧占领，不再被理想、符号、词语所裹挟，你必须敞开你所有的心灵和毛孔，直接和世界肌肤接触。你能闻见世界的味道和气息，触摸到它的柔软和质地，你的所见才是真实、永恒、不受时间限制的东西。当然，你要真正的实现它，还需要深刻的洞察力、领悟力以及坚忍力，你得永远保持你的敏感，并且和惯常的习性赛跑。

教育的意义是帮助你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不要去模仿任何人，永远都做你自己。我们必须杜绝依赖，依赖某个人或者某个观念，通过依赖激励自己，就会产生恐惧，这是虚假的激励。教育必须从生活中来，向生命里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事都能激励人。叶片的落下、鸟儿的死亡，人们的行为举止。如果你注意这一切，你就一直在学习。保持永不停息的探索的心灵，从观察、挣扎、快乐与眼泪中学习。

当我们永远处在发问之中，做一个世界的探询者，并且努力寻找事情的真相，我们就永远处在发展之中。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但却知道自己不完美，并努力使自己完美的一种生物。不断地累积，不断地丰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这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说他什么都知道了，那么他已经是死人了；如果一个人认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一直在发现与了解，他不急于寻找终点，也不想达到什么或变成什么，只问攀登不问高。这种人才是活生生的，这样的人生就是真理。

金字塔必须由自由人建造，教育，也必须在自由中产生。

唯有自由的人，才有感悟的闲暇，创造的快乐。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我们为自己的创造而感动，我们独立赋予自己学习的意义，选择我们自以为有价值的生命质感。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感在飞扬，思维在穿越，微笑和友谊都在潜滋暗长。

为了自由，我们还必须摒弃经验。经验不能使人自由，透过经验学习，只是根据个人原有的局限所造出来的新模子，这个模子会阻碍人找到真正的自由。榜样有时候也是。自由是对自己的不断认识，从而达成的对人和世界的认识。

遗憾的是，现在教育最缺乏的就是自由。对自由最大的压制就是教训，我们只有教训，没有教育。

教训和教育，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我们往往把“教”与“训”混为一谈；但是在儒家两大作品《论语》和《学记》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甚至连“教”字也用得极为少见。

“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为有效，因此《论语》中有56个“学”字，《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过“教”字出现的频率。

教育，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可能发生。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主动学习的愉悦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谆谆告诫。

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舍此，我们何以解释“教学相长”？师生围绕着问题，共同经历或者重新经历原初发现的伟大喜悦。

伟大的教育家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而一个可怜虫注定是教育的残次品。

如何制造出金字塔，注定是那些自由的人。教育，如何真正地发生？注定要让学生获得自由，免于恐惧。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我们永远不会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不会在恐惧和束缚中产生。如果不能给教育真正松绑，钱学森之问，会永远问下去，并且成为天问。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中国人历来善于宏大叙事，连做鬼也不忘要做“鬼雄”，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旌旗十万斩阎罗”。

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华丽丽的英雄主义情结，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矣。

夫子累累若丧家之犬，依然奔走在六国之间，弦歌而不绝，所以然者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北宋张载说得更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捣之下，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猛士，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豪杰，挽狂澜于未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英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转瞬间，就能转动小小寰球，哪管几只苍蝇碰壁。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总之，拼着老命也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是谓“拒绝平庸”。

平庸是什么？

清代周亮工有云：“平庸之子，无英华可以自见，无名誉可以震俗。”

这是“平庸”的第一次粉墨登场，其意极为明显。普通之人，没有什么才华让自己显露出来，没有什么声誉震动世俗之人。寻常而不高明，普通而无作为。这该是平庸的所有“罪状”了吧。

但是，“普通”有什么不好呢？“没有才华”又有什么过错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大展才华，震动世人”，“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呢？

拒绝平庸，在当今的社会里，是不是也有一种寂寞难耐在作祟？

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使得不少人拒绝平庸，渴望飞黄腾达，急吼吼地追腥逐臭，抢占有利地形，然后，光自家的宗，耀自家的祖，赚个杯盘钵满，名利双收。

吴非先生在《拒绝浮躁》中，也曾批评了教育界的一些乱象，其中不乏拒绝平庸的浮躁。

何必总想着要在课上“出新招”？创新不是为了出风头、抢风头。现在教育界一些人追求“轰动效应”，一切为着出名。有些人成天想弄出点动静来，让全省知道，让教育部知道，或是让所有的同行知道。这就必然背离教师的职责。

不要刚刚有个想法就急于向别人介绍（有人把这叫作“抢注”）。和同行比，你只需考查自己做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而不要和谁去抢“发明权”。那么多汉字，有哪一个是你造的？除了有些病句是你的独创，你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明权。

当然，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还是值得称颂的，至少代表了一种向上的价值取向。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很多拒绝平庸的社会精英，一旦高高在上，霸占了社会话语权，并没有多少人成为时代的良心，民众的守护神；相反，不少人却摇唇鼓舌，蛊惑人心，成为祸国殃民的蛀虫和败类。清华某美女博士，拒绝平庸，走出国门之后，马上就把孜孜不倦计算出的北斗卫星定位数据，卖给了美国国防部。使得我们的国家安全遭受重大挑战。

金马在《情感智慧论》里说：“一流的情感、一流的智慧，一旦合流，常可导致光辉的人生；而一流的智慧、二流的情感，一旦合流，常可导致三流的道德，四流的奉献，末流的人生。”

这样的不平庸之辈，与百姓何干，与社会何益？这些人甚至越不平庸，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其实，平淡人生，庸常人生，只要清清白白，自得其乐，不也是一种人生选择？特别是，我追求了，我努力了，尽管结果平庸，但我依然淡泊快乐，不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说得好，最低是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再次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再次是尊重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拒绝平庸，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对自我需求层次的提升，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修炼，毕竟人不是为了吃米而活着，而绝不是对外界的抢注和争夺。丑小鸭不是为了拒绝平庸，而是对自我天鹅本质的发现，才让它向往蓝天；灰姑娘也不是为了拒绝平庸，而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才让她执迷不悔。还有，那个山崖上的百合花，它开在山崖上，根本不是为了和百花争艳，只是因为我是百合，我必须要开花。我要开花，只是对自我的实现。这是拒绝平庸的最有力的理由。

一个登上珠峰的运动员说得好：“登上珠峰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也没有征服，征服的只有我自己。”鲁迅先生也说：“我每看一场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那些看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是未来中国真正的脊梁。”为什么那么害怕自己平庸呢？为什么老想着征服他人呢？为什么老想着比别人高出一头呢？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何时能够容忍平凡的甚或平庸的人生，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

罗素说：“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你有追求卓越的权利，我有守护平庸的自由。更何况，卓越和平庸，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价值。大江东去，美在雄浑，小桥流水，美在婉约。这两种极端的状态，不都是人生？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很难有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既然有人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就必然有人踏踏实实的稳固在金字塔的底下。没有绿叶的衬托，何来红花的娇艳。没有平庸之人作为根基，卓越之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拿破仑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大。假如没有背后那些普通的平凡的士兵。这句话只能理解为疯话。

从这个层面来说，平庸之人有时候还需要一种伟大的担当。但是，我们的社会遵守丛林法则，从来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深渊。所谓——成者为王，败者贼。

平凡，尚且让人不屑；平庸，就更让人不耻。也难怪人们要拒绝平庸了。

于是，平庸如我者，也要拒绝平庸，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但是，遗憾的是，要命的是，我们尽管一直在“拒绝”，但我们却始终在“平庸”。在有限的历史循环中，相信我们还会一代代的集体平庸下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历史原因。

将门出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的反面，就是“龙配龙，凤配风，麻雀只配草堆洞。”

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有限资源的被掠夺，又没有了乱世出英雄的机遇，我们这些小人物只能在既有规则之下，不管你拒绝不拒绝，你都将一直平庸下去。

除了已经被限制的超级女声的自娱自乐，我们何尝有过黑人奥巴马式平民造星的壮举？

其次是社会挤压。

很多拒绝平庸的人，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流血，不断的牺牲，终于学会了聪明。为了苟延残喘，只好夹起尾巴做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现实的警醒。这是一个不需要平民英雄，也哪以出现平民英雄的时代。

最后是集体无意识。

一方面要我们甘于平庸，做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到哪里去。在一个硕大的机器上，发挥我们小民的价值。我们都是工具，何尝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怪我们都在自我麻醉的唱《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草民”都在唱同一首歌。

一方面又愚弄我们说，要拒绝平庸。让我们感觉到当家作主的愉快，感觉到有说“不”的自由，还有“拒绝”的权利，甚至还有拒绝平庸之后敞亮的未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似乎又是光明的。一旦“平庸”被拒绝了，我们仿佛就能“陡贵”起来。过河的小卒赛大车，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不要迷恋拒绝平庸，拒绝平庸只是一个传说。

还记得一首特别流行的歌吗？知道它特别流行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攀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那一刻，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平庸者都心酸不已，泪流满面……

附录：江苏2011年作文。

以拒绝平庸为题，不避平凡，不可平庸，为人不可平庸，平庸便无创造，无发展，无上进。处世不可平庸，因此，要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不少于800字，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前几天，去河南参加“河南省第十三届班主任培训会”，见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长了不少见识。

中不中？中！

这是河南人的口头禅。而且，几乎都是肯定回答。河南人是直肠子，豪爽、直接、干脆，绝不拖泥带水。

地处中原地带的河南，一马平川，一览无余。地理风貌，造就了河南的人文景观和心灵密码。河南人，有一说一，绝不像河道十八弯的江南人，说一句话要打无数个埋伏。很多人晕车，我刚来南方时，要晕话的。

孟德斯在写《法的精神》这部鸿篇巨著时，据称，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地理环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气候会影响人的生理特征，而生理特征会对心理产生影响，心理特征又会对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这是很有远见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风，只能出现在北方。南方是酝酿不出来的。

而“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鱼戏莲叶间。”也只能出现在南方，北方是不生产的。

胆量是练出来的

中午吃饭，我敬李序副主编的酒，在座的冯恩洪校长马上戏言，说我不够礼貌，因为没有盯着美丽的李主编看。接着，冯校长说出一个理论，让我大开眼界。

他说：“开东，如果你是本科学历，看女人要看11秒，超过12秒就不妥了。如果你是研究生，看女人就可以看到21秒，超过22秒就不妥了。如果你是博士生，看女人就可以看到31秒，超过32秒就不妥了。但如果你是博士后，看女人可以看到33秒，但绝不要超过34秒，超过就是花痴了。”

我们大笑不止，原来不同的学历，就会有不同的修养标准。我后悔死了，早知如此，当初一定要挣一个博士。我心里暗想，可以回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必须要努力读书，否则，将来连美女都不允许看。

晚上吃饭。李序主编说了她的一个男同事的轶事。因为害羞，那个男生，胆子特别小。有人给他支招，让他盯着女人看，练胆量。

这小伙子还真好学，每天在公交车上盯着女人看，睁大了眼睛，一眨不眨，满含笑意。这一练，还真给练出来了。小伙子胆子越来越大，而且眼睛还带钩，一下子成为少奶杀手。

说至此，憨厚淳朴的史主编突然说，那我回头也要练一练……

我们捧腹大笑，包厢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敬酒不吃吃碰酒

河南人敬酒，就像赶集，一个接着一个。但他们自己是不拿酒杯的。只摇晃着提个酒瓶子，原来他们只敬酒，不吃酒的。

这个其实也是文化。

史主编说，河南省过去特别贫穷，但是，生性好客。无论怎么穷，招待客人还是要酒的。但是，酒太少，要留给客人喝。主人只负责斟酒，渐渐流传下来，就成了风俗，成了文化。

只是可怜我们这些喝酒的人了，只要人家斟酒，我们就得干掉。

最要命的是，这中间还有个陷阱。人家给你斟酒的时候，客人是不能起身的，河南有一句话，“屁股离站，喝了不算。”于是，又要重新再来。

敬酒完了之后，如果要碰杯，主人是和客人一同喝的。

怎么戴眼镜的都没用

听冯恩洪老师讲课，妙趣横生，哲理四溢。有个故事特别生动。

说冯老师拿着一根意大利进口的钓鱼竿和几个朋友钓鱼，几个人装模作样，一下午，一个鱼也没有钓到。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孩子看不下去了，说了句：“怎么戴眼镜的都没有用？看我的。”
    说完，小家伙跑回家，拿出一把砍刀，把冯老师等人吓了一大跳。但，小家伙很快砍来一根青青翠竹，三下两下削枝斩叶，一根鱼竿就有了；又在地上捡来一个细铁丝，随手轻轻一砸，一个鱼钩出现了。然后，用糯米团轻轻一捏，扔到水里，一眨眼功夫，往上一拉，一条一斤多的大鲤鱼就拉上来了。小孩子说，“拿去吧，给你们下酒。以后，学着点。”

我们听了大笑不止。我的感悟是，小孩子的直觉能力太强了，真的。我们这些戴眼镜的人，太迂腐了。我们可能有一些书本知识，但是真正的实践，可能离我们还很远。尤其是自然离我们很远。但自然却是最好的老师。

最后的结果，更是精彩绝伦。后来，冯老师问这个小孩多大了。小孩说，“六岁了。”然后，长叹一声，“明年就要上学了，要遭罪了……”

下面的教师会心的大笑。有时候，我们的教育就是如此。让很多人遭罪了，还以为自己在普度众生。

幸福指数与金钱无关

冯校长问我有没有去过深圳旁边的惠州，我说，“没有。”冯校长就说：“开东，有空还是去看看吧。惠州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悠闲平和，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平均房价只有4000元。”

我的心头一震。房价4000元。证明那个地方，不算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人真正的安居乐业，其实是与金钱无关的，或者说，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适度的金钱，就够了。

回想起沿海地区，自从实现绩效工资之后，教师的工作热情反而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幸福指数也没有随之上升。这难道不值得探究？

其实，真正的幸福来自一种心境，来自于一种安全感和被肯定，或者什么也不为，就是活得比较自在和坦荡，活出了真性情。如此而已。

其实皇帝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

前几天到外地开会，遇见了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友。

老友又是高三，连续三届奋战在“高山”前线，使得老友满脸憔悴，疲惫不堪。

一问才知道，最近，老友学校里兴起了一项运动。比赛哪个高三班级成建制先到校。一时间，风起云涌，时间不断被突破，从六点半，一直提前到六点，抢先大战，愈演愈烈，前几天已经有班级突破五字大关，就差“敢叫日月换新天”了。

不少班级大有不睡觉，也要把时间赚到手之势头。似乎时间抢在手里，就能一屁股坐到一所好大学的椅子上去。

老师被迫跟在学生的屁股后头，肥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垮……

我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友，这种大跃进的点子，是谁想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

老友一声叹息：说，无非是一些想往上爬的人。

我说，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这种大跃进的方式，其实是对教育的一种伤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总是耕耘，没有收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啊。真理往前一小步，就是谬误，何况往前无数步了。

老友一笑。开东，你太单纯了。

你以为搞运动的人，不知道运动的危害？你以为搞应试的人，不知道应试的恶果？告诉你，对于应试和运动的危害，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我们只是猜想，他们亲身实践。谁的感受更真切呢？

我还是不解，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老友说，姿态，对了，就是姿态。中国人最惯于装模作样。

比如很多人讲话，都是有特定的对象。有的是讲给历史听的，有的是讲给后人听的，有的是讲给某个人听的，有的只是讲给自己听的。有的只是姑妄言，有的纯粹是不想给人听。

做事也是如此。

这些人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高考；但准确的说，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高考的，更没有学生。高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只在于功名。他们装模作样，只是给某个特定的人看，我很努力，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阿Q真会做，而且还要给前者和后来者树立法则，老子天下第一。然后保住自己的帽子，或者把自己的帽子变大。

我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赫赫有名，是我向来推崇的。我问，你们校长难道不知道，到现在还不出来拨乱返正？

老友一笑。

校长难道不希望这样干？只要干出成绩，干出效果，将来的功劳簿上，人家可不问你是怎么干出来的。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才是好猫。

我恍然大悟。

我说，其实皇帝也知道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但皇帝一定要把仪式演下去。演下去，他还是皇帝。演不下去了，他就成了小丑和罪人。

所以，皇帝当然要演下去了，而且还要昂起头，装模作样，让无数的人跟在后面，托着那条并不存在的后裙。

当我们都对错习以为常，错就成了正。假作真时真亦假。可怕的是，我们都被格式化了，我们再也回不到一个正常的教育生态里去了。这是我们永恒的忧伤和悲哀。

两则新闻的对比，让人百味丛生。

一则是：2011年3月15日，广州一个6岁的小学生接受采访，当记者问起她的人生理想时，小姑娘落落大方地说：“我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好多东西。”

另一则是：有人问一个日本4岁的小姑娘，她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小姑娘睁着美丽的大眼睛说：“我想做一个媳妇。”

这是本世纪绝妙的寓言，我们的腐败应该从娃娃抓起。

咱们6岁的小姑娘一把扯下了皇帝的新衣，说出了社会公开的秘密，也说出了小老百姓的心里话——做贪官。其实很多人都想当贪官，只是大家都不说罢了。每年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千军万马去考公务员，难道就为了争取一个机会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说出来，连老狐狸都要笑出声来。

这不是一个鬼故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广东的县委书记丁仰宁明目张胆的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很多人努力读书就是为了做贪官。一部分人比较正直，但就算他们一年不贪，两年不贪，三年四年之后呢？

在一个6岁小姑娘人生理想就是做贪官的社会环境里，你能让这些官人永远“出淤泥而不染，入染缸而不贪”，何其难也？

小学生“想做贪官”，是中国式的冷幽默，这不是小姑娘的毛病，而是我们社会的耻辱。孩子们由想做老师、科学家、军人，到现在努力要做贪官，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示范作用？

一方面社会处于转型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人们渴望金钱利益的最大化，来彰显自己的成功，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甚至为此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做坏人的成本太低了，胆大妄为者、厚颜无知者，总是一本万利，屡试不爽，吃香的喝辣的，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布莱恩?崔西说：“人是一个活磁铁，在他生命中会吸引与他‘主要思想’相一致的人和情景。”坏人也会互相吸引，互相启迪，互相鼓励。贪官也是一种传染性的心理疾病。现代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动力系统，一个开始是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拿，经过层层叠叠共振式的加强，完全有可能导致最后的重大灾难。

社会的礼崩乐坏，笑贫不笑娼，已经彻底坍圮了社会的评价体系，结果就是实用主义的盛行。金钱至上，只要能捞钱，管他什么社会功德，什么人命关天。

牛奶有三聚氰胺，火腿肠有敌敌畏，猪肉有瘦肉精，黄鳝有避孕药，馒头里有染色剂，连狂犬病的疫苗都是假的……一些人的丧心病狂已经比疯狗还要疯狂，这就是我们种下的恶的种子。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了。

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啊，如果做官成为孩子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做贪官成为孩子们的人生理想。我们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反观日本，4岁小姑娘的回答让人感到心疼不已。

小姑娘那么娇憨，那么可爱，她还不知道媳妇不是一个职业，而只是一个家庭成员。但是，她却梦想着做一个媳妇。因为她的母亲，就是一个媳妇，美丽、温婉、善良、勤劳，把一家的老老小小安排得周周道道，妥妥帖帖。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感到了媳妇的美和爱，感到了一种光辉的吸引人的东西，所以，孩子想做一个媳妇。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一个能干的媳妇实在太重要了。

但我们常常就会哂笑，丝毫不知道我们成熟的庸俗。这个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是要让人潸然落泪的。很多时候，我们丢失了一些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嘲笑哲学家仰望星空，掉进了眼前的坑里。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当我们一辈子不掉进坑里，过着猪栏的生活，没有仰望过浩渺的星空，没有了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我们的人生是否值得一过？

康德说，唯有两样东西长久的震撼我的心灵，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个是我们内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但这两样东西，我们一样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