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梅馆记》看龚自珍的思想　

近代首开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从21岁开始写作政论文章，壮年服膺今文经学之后，挥动公羊学说的魔杖，登高疾呼，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倡言变法。在万马齐喑的晚清黑暗中，冲破沉寂，挟时代的风雷，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大师。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所有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由此看来，研究晚清思想解放的潮流，势必不能摈弃龚自珍，而探求龚自珍的思想，又不妨把龚自珍还给文学，从诗文的角度，探求龚自珍的思想。本文拟就龚自珍的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中的象征手法来管窥龚自珍的思想风貌。

     一、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

 龚自珍生活的嘉道时期，清王朝“将萎之华，枯于槁木”的腐败政治，已充分地显示出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而且“士无耻心”，“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明良论一》）。官愈大，愈恬不知耻，只知取悦媚上，把国家和民族前途抛到九霄云外。在《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指出“历观近代之士，始进之年，而耻之存者寡矣”！“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面对黑暗腐败的封建末世，龚自珍以其敏锐的眼光，卓越的胆识，写了了不起的11篇《乙丙之际箸议》和4篇《明良论》对君主专制和帝王的绝对权威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认为政治腐败的政体原因，乃是“天下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明良论四》）”，皇帝控制一切，独断一切，内阁辅臣只是“侍直承旨”。“乾纲独断”对臣民的百般钳制，使得官僚士大夫尽成帝王的仆妾犬马，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人格更是受到极大的侮辱，怎么还有廉耻可言。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政治上庸庸碌碌，仰帝王鼻息，不仅绝少建树，而且形成寡耻，阿谀奉承之风。“四海为秋气，一室难为春”，庙堂上下，愈加呈现一派寂然无生气的僵尸景象，整个社会已到了“曰之将夕”的衰世。龚自珍虽位居下僚，但他关心国家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他是思想家，又是一个实干家，同时更具诗人气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但无论怎样，龚自珍始终睥睨俗世，直面人生。因此，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时时积压心头，这一点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而《病梅馆记》写于龚自珍辞官南归的1839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冲突，一触即发，统治阶级对内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龚自珍于4月23日出都，7月9日抵杭州家中，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和〈〈已亥杂诗〉〉同写于这一年，其寄托之意不能不说深刻。
      由此可见，《病梅馆记》的象征意义，首先是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它以病梅象征苟且偷安，偷惰畏葸的各级封建官员，以“曲”“欹”“疏”象征清朝的病态统治，以“文人画士”象征玩弄政治把戏的皇帝近臣，以江浙皆病梅象征死气沉沉的官场，以“病梅馆”象征作者革除时弊、挽枯扶荣的愿望和场所。

      二、深刻的解放人才的观念

      嘉道时期对人才的束缚、压制、摧残是极其严重的。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是俯首帖耳，曲意逢迎，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这种标准必然导致大批蠢才鱼目混珠，讨得主子的欢心，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工具，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统治阶级对这样的人才不是千方百计的加以束缚，使之就范，就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杀戮。龚自珍不仅对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体验。在《乙丙之际箸议之九》中，他指出“当彼之世也，百才士和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得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戮之，百年而戮之。”这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有才能的士子或人才，封建统治者豢养的帮凶就会群起而督责、束缚，用各种卑鄙的手段，使“天下官之种类，尽此数者，既尽躯而师之”（《乙丙之际箸议三》）。在《咏史》中龚自珍写到：“金粉东南十五洲，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人才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有力的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面目，以及在强大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一般士人埋头苦读的庸俗状况，结句更借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对文人仕宦的引诱和欺骗。
      统治阶级还以科举升迁等行政手段和思想的长期灌输，让人才脱离现实，皓首穷经“一睨人才海内空”，从上到下，不但没有“才相”、“才史”、“才将”、，也没有“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即使对各级官僚，封建统治者的束缚也毫不放松。官员升迁，论资排辈，有才华的中青年根本无法脱颖而出，到了有资格掌管大事时，已老之将至。封建统治者“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个人，三十岁左右考中翰林走上仕途之后，从庶吉士到尚书，大约需要三十至三十五年的时间，到当一品大员最快也得三十年，其资格不够者，则“积俸以俟时”，“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循而至”，能臣干也没有用，庸臣不干照样升，其结果大家都不干，都坐着熬资格，以致于“庙堂上下尽奄然而无生气”。
      由此看来，《病梅馆记》象征的第二重内涵是解放人才的大声疾呼，作者以“病梅”象征被压抑、被摧残、被镇压的社会人才，以品梅标准（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影，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影射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为维护其封建专制，实现严酷的思想统治，嫉恨和扼杀那些正直的有骨气的、生机勃勃的人才，而要求人才成为毫无生气的庸才和奴才。以“文人画士”象征充当清王朝传声筒的御用走狗。他们根据主子的授意，奔走效劳，“斫正、删密、锄直”，“夭梅”“病梅”的种种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扼杀人才的恶劣行径的写照，以“江浙之梅皆病”，象征人才普遍受束缚的严重程度，以“病梅馆”象征作者革除社会弊病，创造人才成长的宽松良好环境的愿望。

      三、可贵的个性解放的要求

      龚自珍是一位禀赋不羁的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是他不灭的意志。在《古史钩沉论》中，他提出“宾”这一概念来和“人主”相对，集中表达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表面上看来，这些变通朝仪的言论，是属于枝节的改革，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抵制君主专制的淫威，维护人的尊严和叛逆精神，从主宾观念出发，龚自珍得出结论说，士没有为一姓之主尽忠效死的责任义务，相反，人主倒有礼士的必要，否则豪杰之士就可以“入山泽”，名士就可以“去国”，那么，如有人“阴聘天下之名士，则“王运远矣”。上述言论与传统的封建伦理相比，存在着鲜明的对立。因此龚自珍强调的主宾关系，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某些因素。此外，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民众与自我，把“众人”与“圣人”对立起来，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它人所造”，并且把“我”看成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即“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这就是说，龚自珍对“圣人”愚弄“众人”，用圣人思想毒害众人思想的观念相当不满，认为天地生了人，人活于天地宇宙之间，应该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听命于统治者的思想主宰。在龚自珍的眼里，“我”成了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龚自珍强烈反对统治者对“自我”的压抑和践踏，要求张扬自我的主体意识，由“锄情”到“宥情”再到“尊情”，就是要求打破封建束缚的尊重人的真性情。
      从这一角度看，《病梅馆记》的确是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光芒，作品以“病梅”象征封建末世被压抑被践踏的人性，以“文人画士”象征贩卖精神鸦片的教化者。以“曲”“欹”“疏”象征封建伦理规范下的病态人格，以“斫正，删密，锄直”象征封建统治者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以“病梅馆”象征作者改变社会陋俗，砸碎人性锁链大力解放人性的积极思想。

      四、鲜明的自然审美标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从文化色彩上来说，梅历来就是特立独行，高洁品行的一种象征。是中国人一种重要的审美对象，龚自珍对梅更是偏爱有加。嘉庆十九年，他在徽州府帮父亲修府志时，曾亲手植30树梅花于郡斋。道光三年，他葬母于杭州花园埂，亦植梅50树于墓旁。龚自珍南归后，安顿在昆山海西，更是一个树梅满山的好去处。他曾在《已亥杂诗》中说“海西别墅吾息壤，羽岑山重拾阶上。明年俯看千树梅，飘摇亦是天际想”就是明证。

 梅花之美，属于自然美的范畴。而对梅花的审美感受，却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尺度和审美情趣。文人画士及其主子，唆使人们砍掉主干（斫正），把充满生机的新枝扼杀掉（删密），不让梅花直立顺长，而把它剪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从审美情趣上说，是以歪邪为美，这与腐朽的有闲阶级病态的精神状况是一脉相承的。龚自珍所坚持的却一种自然健康的审美标准。自然就是“浑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即让梅花按自己的天性，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生长发育，而不要对它进行粗暴的干涉和雕琢；健康就是自由、舒展、充满生机，让梅花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蔓延，而不是不断地干预、摧残。龚自珍认为违背自然规律，人为的造出一种标准，只能破坏美，摧残美。龚自珍不但对自然美要求用自然健康的标准衡量，对诗文也要求用这一标准。所谓“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在这种观念下，他对桐城派大师姚鼐标榜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标准，很不以为然。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中，他写到“学徒不屑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道。”龚自珍任丹阳书院讲习。又兼任紫阳书院讲习，除了贫困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扭转晚清文坛的萎靡之气，把诗文创作引导到面向现实，经世治国的轨道上来。

      五、强烈的变革现实的愿望

      龚自珍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社会制度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演进，“自古及今，法无不改”。他据“春秋”三世说进一步引申，把社会的兴衰分为一日中三时，即“早时”、“午时”、“昏时”，而当时的清朝正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他警告封建统治者“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在社会危机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他奋臂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龚自珍辟“病梅馆”实质就是一种对人才培养的变革。“纵之顺之”就是作者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遏制，让人才顺其天性，自由发展。“毁其盆，悉埋于地”就是粉碎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才的精神枷锁，让人才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复之全之”就是要彻底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在《病梅馆记》的结尾，作者慨叹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实质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人才受扼杀的黑暗政局。但龚自珍毕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这种破除封建束缚，大胆变革的主张，表现了封建统治下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和改良政府的要求，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在历史上的进步和感召作用是不容小视的。